【明報專訊】走進吳海傑在港大法律學院的辦公室，一室溫暖。最當眼是白牆上一幅畫着一對小女孩的粉色畫，「是我的大女細女，今年已18歲和15歲了」。穿著輕便的他笑容、聲線明亮又親切，這個會用周星馳電影向學生講大清律例的法律史學者，從書架上拿出他的新書，請坐請坐，斟給我一杯清水，說一個黑暗故事，足以讓香港人觸目驚心，「今天我跟你坐下聊天，明天你就可以消失不見」，主題是□□□□的政治審查。吓？□□□□××××○○○○，正是從這些說起。
從前有個報紙檢查處
「你很熟悉吧，報紙是日間採訪、夜晚排版、通宵印刷、清晨就賣，但當時排版之後，必須將最後的稿拿到香港報紙檢查處去審。」稿件被打個大交叉，蓋上「此稿不得登載」的印，在執字粒年代就可能變成報紙上連串不明的□□□□。港大法律史教授吳海傑新書Political Censorship in British Hong Kong: Freedom of Expression and the Law（1842-1997）就以這份1931年的香港報章手稿為封面，研究港英時代的政治審查與言論自由，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。
「我想提出的核心問題是，香港的自由從何而來？」他的法律學位就是在港大讀的，「在我受教育時或往後的時間，都有個類似的印象，香港的自由是來自殖民管治或英式法律制度」。這幾年香港人都見慣風浪啦教授，哪有這麼天真，但想來殖民地官員應該有過「我老家講言論自由，在香港都不能做得太過分」那類掙扎？「沒有，我翻了成千上萬頁的解密文件，沒一個倫敦及香港機密檔案的溝通中，討論給香港人什麼自由是建基於普通法的價值觀是什麼、法治是什麼，一個字都沒見到。英國在19世紀已確立普通法應該尊重司法獨立、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、集會結社自由，但其實殖民官員沒想過讓香港人享受。」
「香港人有自由還是無自由，其實來自國際關係、地緣政治，特別是（殖民管治）155年裏，中國與其他國際強國在地緣角力、博弈出現的結果，影響了香港人有幾多自由；英國對華的政策在不同階段的改變，亦令香港人有時會多些自由，很多時候是少了自由。」
1939年5月4日的《華僑日報》〈重慶昨被狂炸大火／激烈空戰×喪七機〉，他先來個猜猜×是誰的簡單題目，答案是「日」。「在1920、30年代，尤其英日同盟結束之後的1920年代末，英國對日本侵華是採取所謂中立的立場，有點曖昧地討好日本，所以不想香港成為反日基地。」打交叉工作誰來做？一個擁有很大權力的神秘機構——香港報紙檢查處。「1920年代有兩場很重要的罷工，一個是1922年海員大罷工，一個是1925、26年省港大罷工，差不多令香港政府垮台，要走佬咁滯，當它面對國家安全、管治安全受很大威脅時，就決定不再讓報章說其想說的，執行前所未有的新聞檢查制度。」這個機構在什麼時候消失，史料未見記載，從交叉、方框、圓點逐漸消失，可知大概是1950年代。更自由了嗎？非也，只是形勢有變，做法隨之而變。
今日見面 明日消失
「戰後很多難民來港，內地報章也避難來港開檔，太多報紙了，幾個人日日去審搞唔掂，於是一出報道就用嚴苛法例去懲罰你，例如不需要法庭審判就可遞解你出境，即是今日同你傾緊偈，明日你就消失了，因為凌晨已被警察政治部帶到當時在天星碼頭的火車站送回大陸。」如果問問大陸親戚說沒見到你，吳海傑對記者說：「原來你被困在香港的拘留中心！」當時還有另一條法例，可令記者、編輯未經審判就可被無限期拘留。教育界同樣風聲鶴唳，教育司署有類似警察政治部的部門，「審查學生、教師、校長背景，建議不請哪些教師、開除哪個校長」。為何採取這種策略？又得看看當時國際版圖：「冷戰發生將香港根本的角色改變，不再只是國際商貿城市，變成了國際情報間諜城市，美國在香港蒐集情報；中共利用香港做統戰，向東南亞輸出共產主義；國民黨又在此地收集共產黨的情報試圖反攻，亦將情報賣給美國。」這時英國打的算盤如下：「香港旁邊是全世界其中一個最大的共產主義國家，萬一過了深圳河，香港沒辦法作軍事抵禦，又不可完全趕走國民黨及美國間諜活動，因為倫敦支持從全球層面反共，同時間又不能讓它發酵得太大，所以一有事就趕人走、拉人，亦不能透過法庭做這件事，因為會令它成為舞台，這些人上庭時就會宣揚很多政府不想在公眾宣揚的事。」
關於法庭的紀錄，也泄露政府的態度。「1919年有9個中、小學生在中環現時九記牛腩所在歌賦街的位置，拿9把黑遮行落皇后大道中後被捕，告他們未有牌照巡遊，原來雨傘上面寫了字，就求其找一條條例來拉人。當時的地緣政治背景，是在歐洲列強的支持下，中國山東在一戰後由德國送給日本，全國瘋狂大示威、反日貨，香港這班學生宣稱老師叫他們這樣做，在傘上寫『買國貨』，而當時有英日聯盟，所以英國肯定不想香港有罷買日貨的浪潮。法官說學生應該好好讀書，不應參與遊行示威，有善心人搵鬼佬幫學生打官司，說你咁告佢，明顯是政治檢控啦，如果上面寫『買英貨』，你會不會拉人？被盤問的警察說當然不會啦。」答得那麼直接？「你今日覺得會掉下巴的事，當年是日光日白之下的常態。佢當日覺得不是醜事，覺得維護國家安全是應有之義，政治檢控你是正確。」
「自古以來」的謬誤
故事所以黑暗，不僅因為審查是由龐大系統日常執行，「講得衰啲，這是打破神話的一個研究」。在殖民管治的130幾年內，也不是沒有人抱過不平，他見到1930年代其中一篇□□□□的報道，關於立法局議員、律師羅文錦提請撤銷華報檢查，「他引用很多英國法律的原則，去跟當時的輔政司拗，說根據英國法治不應該有新聞預審。更有趣的是，這報道本身的內容都被刪」。
可是到了1970年代麥理浩來做港督，香港人突然好自由。「不是麥理浩人品好，我不知道他人品如何，很多人會說70年代是黃金年代，但認為因為麥理浩好人是諗多咗，與此無關。他來港有個很重要的任務，是將香港與中國大陸的生活水平擴闊，增加20年後與中國談判香港前途的籌碼。從那天開始，香港就被解放，香港人以前沒有的自由，都有了。」他提到香港電台在1928年成立，「及後有商業電台、麗的呼聲電視及電台、後來又有TVB，然而直至1960年代尾，他們報新聞都是讀政府提供的新聞稿」。審查官員還對港台播的歌聽得仔細，挑出有問題的歌曲，「《滿江紅》因為有太強愛國英雄主義就不可播，是深入到這樣的程度」。到1973年畫面完全轉換，在香港舉辦一場英聯邦新聞協會的活動上，麥理浩宣告「新聞自由絕對是必要的，香港的傳媒就如世上所有地方，刊登的內容不會受政府限制」。
民初法庭帶衙門色彩
吳海傑把故事說到最後，「聯合聲明一簽，香港就進入法律洗白的階段，如刊物管制條例被刪、電影審查條例被大幅修改。加上80年代末有兩件重要地緣政治事件，令香港人更加能享受自由，一是天安門事件促使香港有《人權法》，將言論自由、新聞自由放在有憲法地位的文件上；二是戴卓爾夫人下台令香港得到一個新的港督，彭定康對於中國的態度就不需要多介紹了。香港在90年代成為全世界對其自由都非常讚譽的一個地方，如果你在1980年代才出世，就會有英國管治下的光輝歲月是自古而來這個誤會」。
他的笑容依然明朗：「這本書可能是比較黑暗的歷史，但亦是必須要面對的現實，它會令你成熟。」成熟皆因學懂人如螻蟻，視乎大國怎樣下棋，我們的自由就時有時無？「我想最關鍵的是不要人云亦云，特別是說到一些『自古以來』的事要看證據，也要多關心國際形勢、地緣政治如何影響我們的日常生活，這段歷史不是亞洲小城市的歷史，而是全球強國在東亞角力其中一個很大的環節，我希望能從中學會將香港放置在大世界去看，不只看眼前的。」
眼前這個學者形容「如果不是種種機緣巧合」，今天的他可能仍在IFC上班。吳海傑離開爭分奪秒的金融世界轉走學術之路，不過10年。法律學院簡介中提及，他曾任跨國上市公司的首席投資官和財務總監，專注中國和亞洲的收購併購交易，亦曾營運私募股權基金管理公司，他的舊日常態，一星期飛兩三次。「私募基金管理主要做收購合併，好簡單，你好有錢，你畀1億我，我幫你攞住1億在亞洲不同地方買些未上市的公司。舉例，我今日見到20年後的阿里巴巴，在它未貴時買20%股權，到它上市升值時就賣，可能已賺20倍。」好像很刺激，是不是如電視劇中二人面對面坐，你的對白就是「你間公司好有潛力」這樣？「類似吧，當然也有人會直接找你說『我的公司好有潛力，希望你投資我』。我們見100間公司，可能都投資不到1間，聽盡千奇百怪的生意，所以朋友如果告訴我有人要他投資什麼生意，我就知道有些明顯是神棍，哈哈哈，那是我的前世了。」
從教人投資未來的狩獵場，跳到埋首故紙堆的學術界，他說確是翻天覆地的改變，歷史一直是他的興趣，適逢中大開設非歷史系本科生可修讀的碩士課程，他便半工讀3年，再辭職攻讀博士學位，研究民初法制的現代化。「北洋時期在1911年辛亥革命之後，去到國民政府成立的1928年之前，當改朝換代，人民一覺睡醒就換了國旗，好似香港回歸咁樣，陳方安生昨日招呼緊彭定康，今日招呼董建華，其實佢都係陳方安生嚟啫。所以那段時間新的法院其實都是以前的法官去做。」他述說當中改變是有過程的，「謀殺案要驗屍，應要用科學方法去解剖，但當時沒有條件去做，就繼續用宋朝《洗冤錄》的方法去驗，所以那段時間現代法庭某程度上仍帶衙門色彩」。
交易不代表背叛靈魂
至2012年回到母校任教，2013年開始構思政治審查的研究，近年他還走入公眾視野，擔任過港台學術清談節目《五夜講場—歷史係咁話》主持之一，談到這一節，他總是語帶感激與自豪。「多謝監製羅志華，非常前瞻地開創電視先河，可惜現在無得做，這是我過去10年其中最享受的一份工作。」他說貫穿兩個世界的，是他喜歡嘗試新事物的個性，這本新書現時的英文版雖偏向是學術書，亦是發掘另一個角度去看大眾老生常談的觀念。中文版即將推出，「我在序中也寫，我會支持保障法治與自由，但反對基於錯誤的歷史觀。我覺得今日還會繼續有很多人對法治有興趣，現在是欠缺用正面陽光的方法幫大家療傷」。
明明故事黑暗得很，正如商場上的買賣因自身的利用價值任人擺佈，何來陽光？「利用價值，你說得好好，香港的價值其實很重要，如果香港沒價值，改變也不會發生，沒價值為何麥理浩會給你自由？如果完全沒價值，英國根本不需要為此費心，所以自身的價值是重要的，你以為被人擺佈咩？其實你有價值時，別人擺佈你的空間就細好多。」以他的眼光看，香港的價值在人，「大家走晒就保留唔到㗎喇，人的質素、教育、能力、信念，都是價值一部分」。
講生意經，也講歷史，也講將來。「你係被人利用，但利用你的人不是所有人都利用，在公司工作都可以話被人利用，大家是交換，不可奢求『我廢，你又對我好』。」面對國際形勢的現實調整策略，增加生存空間，「要交易不代表要背叛靈魂，最純的信念也不代表一定成功」，時機、策略、信念都重要。如何持守信念？他指指頭頂上太太畫一對女兒的那幅畫：「我對女兒說做人要心地善良明白是非，說話好簡單，做就好難，但記住囉，自己提住自己囉。」變和不變，他經歷過也書寫過，有人問新書談審查敏不敏感，又有人問怕不怕書被利用壓制自由，他語氣坦然：「作為歷史學者，就讓史料說話，想太多也沒有幫助，會影響我寫的情緒，甚至令我有自我審查的傾向，所以我不會理。」過去與未來、黑暗與光明、現實與理念，在互為映照間能讀到什麼，端看各人體會了。
